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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1-07

  由于父亲常年不在身边,每月领到的工资经常拿去救助困难群众,大亮山几乎成了我们全家人的“粮仓”,上山挖野菜糊口,采中药卖了换钱。

后来,由于乱砍滥伐,大亮山逐渐失去了生机。

父亲退休后,看着满目疮痍的大亮山,执意要上山种树,我们全都极力反对。

  “爸,你都60岁了,别折腾自己了,在家享享清福吧!”  “爸,以前你在保山工作,和咱妈不在一起生活,我们没意见,现在退休了,理应多陪陪她吧?”  “爸,大亮山海拔2000多米,条件艰苦,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好,能受得了吗?”  无论我们姐妹三人怎么劝说,父亲还是用自己的退休金买了树苗,带着镰刀、胶鞋、蓑衣、斗笠,就这么上了山。 留给我们的,是轻飘飘的“钱袋子”。

  有一回,林场职工与父亲闲谈,有人问道:“老书记,您的存折上有多少钱?”父亲说:“我的存折上只有两块钱。

”另一人打趣地问道:“大块还是小块?”父亲用手比划着说道:“就是两元钱。 ”事实上,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,他的话是真的。

他不仅把自己的退休工资都花在植树造林上,还见不得别人有困难。 群众有难处,他必定伸手拉一把,这样当然不可能存下钱来。

  记得我上中学时,父亲每月的工资有60多元,按说手头应该能有结余,可他还是过着省吃俭用的日子。 后来,我们才知道了原因。 一次,父亲下乡调研途中看到一个农妇背着孩子挖地,就问生产队长为什么不用牛来犁地,队长回答说牛太贵了,实在买不起。 回来后父亲拿出400元,又让办公室其他几个人凑了100多元,买了两头牛给那个生产队送去。

有时候,父亲拿出自己的工资买肉给大家改善伙食,大伙看到碗里的肉,知道是父亲又掏腰包来关心他们,工作更加卖力了……这样的情况有很多,当时我们觉得父亲“不可理喻”,我们在家挖野菜填肚子,他却拿钱去帮别人。   “天下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,你能帮几个?”二姐忍不住对父亲发了火。

  “你们真的要理解我,现在困难群众那么多,有的甚至连住的房子都没有,更别说温饱了,我只是给他们一点吃饭钱,让他们能渡过难关,但是根本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啊。 ”父亲答道。

  二姐没再说什么,她也知道父亲的苦衷,但是眼泪还是流了下来。 她重重地关上了门,留下了门外父亲孤单的身影。   开始办林场的那几年,困难很大,父亲收入不多,他就带领大家艰苦奋斗,尽量少花钱多办事:缺钱盖房子,就花很少的钱盖了40多间油毛毡房,一住就是8年多;没有钱买农具,他们就地取材自己动手,办公桌、板凳、床铺都是自己动手做的;林场没通电,父亲就给每人买一盏马灯供晚上照明。 父亲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义务承包人,但他并没有从林场拿钱,在最初的几年里,林场给他的补贴是每月70元伙食费,后来反复和他沟通,才调整到了100元。 父亲不仅不要钱,反而经常要贴钱,碰上林场经济困难的时候,他就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给职工发工资。

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父亲意识到大亮山林场要发展壮大,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,改变传统单一的经营方式,进行多种经营。

于是,他们从广东、福建等地引种龙眼树苗,开辟了龙眼水果基地;根据林场高海拔地区常年云遮雾罩的地形特点,建立了茶叶生产基地,还专门投资建了一个粗制茶叶加工厂。

父亲号召大家开拓新的生产经营领域,没几年时间,林场职工乃至周边群众的“钱袋子”全都鼓了起来。 谁知后来遇到了鼠患、生物入侵等困难,父亲没有退缩,反而鼓励大家不要泄气,要振奋精神重新开始。 在他的鼓舞下,林场职工没有向困难低头,而是因地制宜调整方案,最终让林场重现生机。   2009年,82岁的父亲把价值3亿元的林场无偿交给国家。

2010年,父亲将保山市委市政府颁发的20万元特别贡献奖中的一半作为助学基金捐给了保山市第一中学。 我们早已摸透父亲的脾气,都很支持他。 看着他坐在一群孩子中间,也像个孩子般开怀大笑,我们才明白,或许这个倔强的老人只有不停地付出不求回报,他才觉得生命有意义、有价值。   2010年10月10日,父亲与世长辞。 “我死后,不接礼、不待客、不浪费、不铺张,悄悄地来,悄悄地走。

”这是他临终前对我们最后的嘱托。

  施甸县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:“杨善洲,杨善洲,老牛拉车不回头,当官一场手空空,退休又钻山沟沟。

”父亲虽然一生清贫,却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。

他的“钱袋子”虽然干瘪,却装满了他对群众的牵挂、对家人的思念。   当年破败不堪的油毛毡房,如今已被包裹在郁郁葱葱的绿色林海里。

耳畔回响起2011年“感动中国”组委会为父亲撰写的颁奖词:“绿了荒山,白了头发,他志在造福百姓;老骥伏枥,意气风发,他心向未来。

清廉,自上任时起;奉献,直到最后一天……”尽管父亲的“钱袋子”常常空空如也,却给百姓留下了满满幸福。 (作者杨慧琴系杨善洲三女儿,杨新华、胡东湦整理)。